为什么说《歌手》代表了电视文化的胜利?

发布于:2018-04-16 10:01 已有0条评论 来源:传媒1号 字号:T | T

  4月13日,歌王之战将《歌手2018》推向了本季的巅峰时刻。除了婕茜作为第一位外国歌手拿下《歌手》的歌王荣誉外,我们也应该记住,在这台顶级视听盛宴上所呈现的足够经典、值得流传的作品,比如华晨宇与邓紫棋天作之合的《光年之外》。而本文,在《歌手2018》落幕之际,1号希望跳脱出节目本身,谈一谈更高纬度下对《歌手》这一经典节目的理解。

  毋须讳言,电视的影响力正在被新兴媒体分流。即便如此,我们似乎也应该不至于陷入惶恐地、矫枉过正地,低估电视的当下价值与未来价值。

  比如《歌手》。在1号看来,《歌手》的价值,已然超出了一档电视综艺本身。它甚至代表的是中国当下电视文化的巅峰,代表着电视作为依旧保持主流话语权的超级媒体,引领、形塑、改变当下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。

第一重胜利:超越现场文化

  在本雅明的著作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》中,有一个著名观点:他认为,伴随着众媒体而兴起的复制文化,抹煞了现场文化独有的灵晕。虽然,大众文化让大众获得了艺术享受,但是现场文化的艺术性被削减。换言之,在他的认为中,艺术的现场性是高于荧幕性的。

  这一理论,即使到当下,也是普遍适用的。许多的艺术作品,不管是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戏剧等,我们亲临现场所感受的观感甚至会产生迷醉一般的艺术眩晕,然而,当电视文化将其带入到大众视野,虽然让更多人看到了卢浮宫的画作、看到了百老汇的大秀、看到了安东尼奥?高迪的建筑,但是其审美体验的确隔了一层。包括音乐。在荧幕前的审美体验,也的确不如现场甚至不如CD。

  然而《歌手》的出现,几乎可以说,标志着电视文化下的音乐审美超越了现场体验的一种胜利——它把一个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升级的更加复杂、多元而高超。它不但需要音乐本身的精巧,需要有现场音乐也必要的华美舞台、音响条件、精致服饰、气氛烘托,还需要电视文化下独有的对歌手微表情、微眼神、微动作的考验与雕琢,前期拍摄导演对各个景别、各个机位的严密设计,后期剪辑特效对节目节奏、节目氛围、节目声音的二次创作,因而,它几乎重新定义了一个音乐作品的完整性。可以负责任地说,《歌手》所带来的音乐体验,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的现场表演。

  当然,并不是说,所有的音乐节目都超越了现场体验。但作为中国电视文化中目前在审美性上最为巅峰的一个节目,《歌手》宣誓了电视文化能够超越现场文化的一种可能,只要做得够极致、够精良,电视文化下所呈现的音乐性,是能够凭借着在细节上、在节奏上、在加工上的优势,超越现场文化的艺术价值,成为兼顾高级审美与大众传播的艺术作品。

第二重胜利:重塑行业法则

  《歌手》代表电视文化的第二重胜利,是它正在改变工业型音乐文化的评价标准与成名模式。

  在卡带时代、音乐时代之下的音乐艺人,是相对容易被公司进行操纵与包装的,公司可以有意识地对艺人进行藏匿与曝光,呈现给歌迷一个他们想要歌迷买单的艺人形象。被藏匿的,不仅只有他们的真实个性,甚至还有他们的真实歌艺。

  然而,《歌手》则完全戳穿了这一切的伪饰,还原一个歌手最真实、最本我、最去公司化、去运营化的一面,歌手必须真实地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天赋才艺,赢得在电视文化下的新一代粉丝的青睐。

在《歌手》中,有两大内容体系:

  其一,是音乐表演。在电视文化下,观众感受与评估一位歌手的魅力,不仅仅是音姿,不仅仅是唱功,放大在《歌手》的特写镜头之下的,是他们细节的表情、眼神、动作,音乐的感染力、肢体的感染力、神奇的感染力,共同塑造了这位歌手的某种魅力。因此,《歌手》对歌手提出了比过往的流行文化、音乐文化更高阶的要求——具备上镜性的歌手才是能在这个时代下成名的歌手。

  比如,在第12期的突围赛中,李泉的表演就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种“上镜性”的重要性。他在本场竞演中带来了《Sunny II》,该表演不但获得了观众的高票声援,亦获得了同台竞演歌手的一致好评。这个作品,好在哪儿呢?因为旋律本身的戏剧感,让它足够“上镜”;因为李泉用他的眼神、表情、动作、服饰以及声音,共同创造了一个几分雅痞几分古怪的人物形象,让它足够“上镜”。所以,在电视文化下,一个爆款音乐的打造或者一个爆款歌手的打造,是与以往的流行文化、音乐文化所截然不同的。它要有更“上镜性”的音乐,更“上镜性”的性格,更“上镜性”的表演。自然,标准多了,难度大了,对歌手的要求自然也高了。

  其二,是真人秀纪录。即使包装得再严丝合缝,歌手的真相都会在《歌手》的纪录下无所遁形。在电视文化下的音乐时代,观众喜爱一个歌手的理由可能更加的感性,他们会因为喜欢这个人的个性,进而对他们的作品、他们的表达,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更深的喜爱。比如,《歌手2017》中的李健,就是以真人秀纪录中的段子手的形象,让观众对他个性的喜爱值转化为对他音乐的关注度;比如,《歌手2018》中的腾格尔,就因跟导演争论应该先喝茶还是先带话筒,有没有衣服穿,还有没有可以唱的音乐库存等等一系列的有趣的对话,让观众看到他草原硬汉背后的呆萌大叔,而另一方面,他又是极有民族情怀与乡土情怀的。

  6年来,《歌手》一年一度地造星,既有新星的捧红,又有老星的翻红,几乎是中国乐坛造星的第一工厂。而当《歌手》有力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运转法则,这便在某种程度上正名了电视媒体的重要角色,代表了电视文化的又一重胜利。

第三重胜利:展现大国文化

  不知道别人对《歌手2018》的直观观感,1号从《歌手》中,看到的是一个雍容华贵、兼容并包的大国文化的气象。《歌手》,是一个盛世的产物。

  而《歌手2018》的大国气度,是从向内、向外两个面向共同呈现的。

  对内,它呈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包容。你会发现,到了本季《歌手》,有越来越多小众音乐文化的呈现,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合。这实则是《歌手2018》栏目组有意而为之的一个结果,它在精选登台歌手时,有意地选择了有多元文化表达诉求、理想、才能的艺人。

  比如汪峰,他在本季的竞演中,有意地选择去表达一些更小众的音乐,让听众的音乐审美能够更多元多变;比如腾格尔,他几乎每一首歌曲,都试图在用音乐传达内蒙古的民族文化、地域文化,都试图在用音乐连接民族交融、互相理解;比如霍尊,他的演绎几乎都带有浓烈的中国元素,《红颜劫》《茉莉花》《卷珠帘》,作为一个青年歌手书写国风音乐的新审美。所以,在《歌手2018》的舞台上,音乐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的艺术,亦是一种去发声观点、表达理解的一种呈现态度的形式。

  而这便是一种包容性的大国气象,当人可以更自由的、更多元的,舒展彼此和而不同的生命力,百花齐放、百家齐鸣,是为盛世。

  对外,它呈现的是一种开放文化的姿态。从《歌手2017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迪玛希,到《歌手2018》来自英国的婕茜、来自菲律宾的KZ,《歌手》呈现越来越大的国际文化开放度。

  在节目中,一方面是基于音乐的文化交流。你看到了婕茜演绎电影《花木兰》的主题曲《reflection》,你看到了KZ带来的菲律宾经典歌曲《给孩子》,前者,是国外艺人以他者的身份理解与诠释中国文化,后者,是国外艺人以自我的身份向中国观众传达菲律宾的本土文化。

  而当在4月13日的歌王之战中,婕茜拿下了本季歌王之后,她热泪盈眶地表示:她很荣幸自己是第一个在《歌手》舞台上拿到冠军的海外歌手,却希望自己非最后一个,《歌手》能够继续保持文化开放的态度,继续国际的征程。

 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外交的文化上升。在英国首相特蕾莎·梅首次来华出访过程中,英国官方隆重宣布: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Jessie J 成为我们年度活动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广大使! 英国大使吴百纳表示:“我很高兴地宣布Jessie J成为English is GREAT的英方推广大使。我也由衷祝愿Jessie能在湖南卫视的节目《歌手》中取得成功!”

  在第十二期突围赛中,菲律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罗马纳亲临《歌手》现场,为KZ助威,并且在真人秀纪录中,也强调了KZ在增进中国与菲律宾的文化交流当中的重要意义。

  中国文化走出去,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趋势与必然。而毋庸置疑的是,在中国电视剧、中国电影仍面临过度本土、普遍不足的情况下,《歌手》作为具有世界级水准、国际级视野的中国综艺,已然成为目前少数真正成功的中国文化出征的、展现中国大国风貌的软实力内容。

  在1号的评价体系中,《歌手》的地位是极高的。它的评价、参照体系,早已超过了同类节目的序列之争,而是作为电视文化的旗手代表,正名着电视媒体仍然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主流文化。

  超越现场文化,它创造了高于现场体验的音乐审美,与此同时,这种大气的、磅礴的、信息量巨大的内容形式,也是以便利性取胜的移动端很难达到的美学追求;

  重塑行业标准,它颠覆了上一个时代歌手打造、歌手运营的套路流程,而以一套要兼顾音乐实力、人格魅力、电视上镜性的全新标准,对歌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而在音乐产业逐渐依赖电视化的当下,这是音乐人必须转型适应的新玩法,它将改变能成名的歌手的类型,也将推出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。

  展现大国文化,它呈现了在上升期、复兴期的中国正在升腾的社会状态,歌舞升平的表象下,是多元文化、百家争鸣的包容;雍容华贵的形象里,是向全球传递的大国印象。

  这,不可不谓电视文化的一场胜利。而由此我们也了解,其实,电视文化,仍然大有可为,只是,如何为之。

编辑:sall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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